王桂新教授：1953年生，经济学教授。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获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作三等奖。主要从事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及决策系统建立等方面的研究，已出版专著近10部，论文150多篇。
《迁移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刚刚获得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谈起自己的获奖，王桂新教授并没有太多兴奋。“和那些得大奖的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就本次获奖成果而言，尽管此前国内已有不少相关的研究，但我在这个领域已经有比较多的积累，能够抓住关键问题，找到新的分析视角，所以能够有所创新。”
对于做学问，王桂新教授有些“苛刻”和“固执”。
老实的治学态度
“写一篇好文章没几个月是下不来的”王桂新教授说。在研究过程中，王桂新大部分时间不是用在写作上，而是用在思考上，用在形成想法上。
独特的想法来自于深厚的积累。王教授从事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已有20余年，对于领域内的理论和研究进展都很熟悉，但他更看重方法论的学习和掌握，书架上摆着很多方法论方面的书，王教授要求他的学生都要读一下著名数学家王梓坤院士写的《科学发现纵横谈》一书。他认为，方法论是最有用的知识，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方法论的运用，方法论可以告诉你怎样思考，怎样从一个更好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最高层次的方法就是哲学方法，但研究某些问题的具体方法也很重要。这些方法都各有其用。“如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只要有了正确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即使用简单方法也可能取得很好的结果”，王教授说，“过去我们经常说的举一反三主要就是方法论方面的东西，但真正做到是很难的。”
真正做学问的人，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东西来。对于自己，王教授说：“就是老老实实做学问。”他认为“老实”是一种态度，他说他不欣赏前中国足球教练米卢的为人，但很欣赏他说的“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在学术领域里坚持老实的态度，就是不弄虚作假，把学问做得扎扎实实。
扎实的学问来自于对研究细节的苛求和亲力亲为的执着。王桂新说，对于到手的数据，不论是谁做的，他都要先检验一遍，他解释道：“经自己检验后才放心。”他著写的《迁移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首次提出并定量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同步即时效应”和“异时累积效应”。考察这两大效应，最让王教授头疼的还是数据。搞实证研究的人，对数据的要求很高，然而现有的统计总是无法让人满意。所以每进行一项研究，王教授和他的课题组总是花费大量的时间评价和处理数据。正确的数据是得出科学结论的前提，“对数据必须认真，不能凑数！”王桂新教授总是一再强调。为了更全面地获得上海外来人口的相关数据，王教授在最近两年内就做了三次抽样调查，每次都一千多份问卷。
名利、获奖之类的事情，王桂新并不特别在意，他在意的是同行的评价。他对自己的工作时间没有严格的8小时限制，有时为了赶一项研究任务甚至几天不休息。他很欣慰他的工作一直得到同行们的认可。他说自己“有时候很阿Q”。“说老实话，我喜欢做这个事情。特别是有时候想出一个好的主意或框架思路，就会很得意，很有一种满足感。”王桂新说，“选择学术这条路，我没有后悔过。”
执拗的学术批评
“我认为自己是对的，我觉得学者就应该坚持自己的观点。”久居上海却未改乡音的王桂新，保有山东人的执拗。
北大一位教授是王桂新的好朋友，也是王教授很欣赏的学者，“这个人做学问很好的”。但是有一次王桂新看到他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所做的中国人口预测结果时，不太赞同里面的一些观点。“数据也有问题吧？”王教授就打电话跟这位教授探讨，直言他“做得不漂亮”。
学术面前，不讲人情，领导也不例外。王桂新说：“从来没觉得在学术方面，领导的水平要比专家高。”如对近年上海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实行居住证制度，学术界及社会舆论几乎一致认为这是一项重要改革，意义重大。但王桂新教授却坚持不同的看法，他坚持认为：“这一所谓改革不仅对上海人口入迁实行了更为严格的控制，而且不计成本，劳民伤财，弊远大于利，因此实在难说其意义‘重大’。”他进一步解释说，上海的居住证制度实行了七、八年，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去年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居住证制度的改革，上海获得赞誉一片，但结果第一批只有29人可以拿到户籍。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很优秀的人才，其中都有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的拔尖人才，对这样的人本来就应该早给他们户籍，不必叫他们再熬上7年。当时直接给他们户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近年来，王桂新教授从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和世界城市出发，一再呼吁对外来人口入迁应实行较为宽松的控制政策。
“我有些固执，在学术问题和原则性问题上特别固执。”王桂新深知自己这一特点的弊端，但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认为这是一个学者能保持学术独立的基础。
（来源：复旦大学校刊2010年1月22日，作者：张文静）